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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在现代医药学日益倡明的今天，中医药学的存在及其发展已经无法回避现代医药学的冲击。中医药学的前途必须通过互动实现，并在整个医药学体系之中进行正确定位，方能获取自身的存在地位与发展空间。发展中医药学的终极目的，不应狭隘地理解为仅是为了中医药学自身的存在与发展，而是在于更全面地理解生命的存在及其实质。

    解决中西医学之争关键在哲学

帅怀华 临安市中医院

一 缘起

　　任何一种知识传统，都是所在文化传统的产物。中医药学以中国古代本土文化为基础，独立发展形成的博大而完整的医药学知识传统。中医药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医药学知识体系的学术标准，在古中国及周边国家(主要是中国文化圈中的国家)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虽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曾受到外来医学的影响，但最终都被彻底消融而被纳入中医药学的思想体系中，以至于今天，我们根本察觉不到中医药学的立法思想曾受任何外来医药学学术的影响，体现这种影响的有至今仍在使用的外来药材等，但它们早已被纳入中医药学的思想体系中了

　　时至近代，中国遭遇来自西方列强的挑战。在经受屡战屡败的惨痛教训之后，终于痛苦地认识到以古中国固有文明不足以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化固有的内在缺陷正是中国之所以落败的深层次原因。引进欧洲文化，改造固有文化也就成了必然性的选择。由于中国本土文化与欧洲文化思想在立法基础上存在着深刻的歧异，由此而触发的中西文化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现代医药学作为欧洲科学传统的一部分，伴随着欧洲文化的传入而进入中国的医学领域，相应的也触发了中西医药学之争。

　　从表面上看，中西医药学论争主要体现在医药学知识标准之争，而从本质上看，则是中西医药学赖以派生的不同文化思想的冲突，也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之争在医药学领域的反映。随着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中西文化之争落败，基于中国本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也失去了学术思想上的依托。中医药学之所以能够幸免彻底覆灭的厄运，全赖于中医药确有效验，在一定程度上，能补现代医药学之短，且在民间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二 两难处境

　　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并在世界范围广为传播，科学及其学术标准已经成功地确立为衡量人类一切知识体系的基准，以至于人们以是否符合科学思想规范作为研判一种知识传统，或具体为某种知识体系，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科学”已经成为正确与合理的代名词，并已渗透到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与此相应，以科学学术规范建立起来的现代医药学日益进步，并成功地确立为当今世界医药学领域的学术标准。中医药学以疗效赖以自存的领域正日益萎缩，整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影响日益淡化，悠关生死存亡的危机终于再次来临。造成此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即是中医药学的两难处境：

　　在科学思想标准一统天下的今天，中医药学要想生存，就必须给出其存在价值及其学术自身内在合理性的依据。鉴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已濒临失传，中医药学自身的学术规范所依托的思想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大势所迫，中医药学的价值及其合理性的依据，也就只能从科学思想及其现代医药学知识体系的坐标系中寻找。或者说，只有证明中医药学也是符合科学的，中医药学才能获取其自身存在的依据。然而，既然想证明它的科学性，就必然采用科学通行的学术标准，或以现代科学体系中的现代医药学学术规范为标准，对中医药学学术体系进行“格式化”的理解与改造。

　　因此，所谓的中医药学的现代化过程，并非是中医药学按照自身的的学术规范自身演变进化的过程，而是在传统医药学知识体系赖以生存的文化思想基础遭到否定的情况下，被迫削足适履，自我矮化、牺牲甚至否定自身的学术独立性，就范于欧洲文化思想及现代医药学学术的过程，或者说，试图从欧洲文化思想与现代医药学知识体系中，通过比附、证明来诠释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学术价值和存在意义。

　　然而，中医药学的学术基础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医药学的学术基础来源于欧洲科学传统，此两传统间在立法思想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思想取向。因此,以科学的思想标准去“规范”中国传统医药学，实际上,也是解构中医药学自身学术规范的过程，进而加速了中医药学术思想的虚无化。近代中医药学所谓的现代化过程，即是在此两难窘境中，陷入恶性循环的历程。可见，近代中医药学所面临的危机，只是中国传统文化危机在中医药学领域的反映而已。鉴于中医药学的劣势日甚一日，无论是医技或是学术基础，都已几乎完全丧失了挑战现代医药学的实力，所谓的中西医药学论争，也就逐渐沦变为中医药学者鉴于中医药学日益被边缘化而发出的单向悲鸣。

三 关键所在

　　以近代中西医药纷争过程来看，很显然，我们无法通过中西医学间的论争过程本身解决中医药学所面临的问题。中医药学要想摆脱当前所处的两难处境，现在应该跳出彼此间的纷争漩涡，深入到中西文化的源发层面去思考这个问题。否则，便无法找到造成中西医药学纷争的问题之所在，自然也就不可能找到解决论争的出路。

　　我们知道，无论中西医药都是以人体为研究核心对象，在我们感官所能观察到的表象层面上，无论生理现象、病理现象或原始诊疗经验（例如某药具备治疗某病症），二者应无什么本质上的差异。然而，知识并非仅仅停留于我们所能观察到的生理（病理）表象或原初的诊疗经验，而是应该建立在进一步追问表象背后的内在本质从而形成的理性认知之上。或者说，在“知其然”的基础上，必须作出“所以然”的说法。因而，对存在及其实质的理解模式对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也就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决定着医药学的体现形态。这种理解模式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又取决于哲学上的理解，哲学因之而成为医药学前置性的思想基础。

　　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四大哲学传统。但就其典型的思维模式而言，主要体现中、印、欧三大传统中。由于思维模式的迥异，对人体生理或病理内在本质的认知也就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思想取向，并因此而形成了各自自成一体的医药学知识传统。因此，任何医药学传统是特定的知识传统的产物，或者说特定的的思维模式决定了该模式下的医药学知识形态，由此造成了诸医药学知识传统之间的实质性差异。

　　与同一知识传统中诸学术间的论争不同，中西医药学间的论争是跨传统间进行的，这就无法回避中西知识传统思想立法基础上的差异，即哲学思维上的差异。或者说，解决中西哲学基础之间的冲突问题，是解决中西医药学间纷争的必然前提。那种把中西医药学间的对话、论争乃至于整合，简单化地限定在医药学内部之间的事情，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从哲学基础上看，欧洲哲学是在理性(Logos)主导下，形成以主客分立为基本构架，以形式逻辑为基本思维方式的知性模式，对一切事物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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