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夫妻生活缺少浪漫吗？

    一项名为《中国婚姻质量》的研究课题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历时四年完成，并于日前通过专家鉴定。

　　研究者运用“因素分析法”，将30多个具体指标合成“夫妻关系满意度”、“物质生活满意度”、“性生活质量”、“双方内聚力”、“婚姻生活情趣”和“夫妻调适结果”等6个侧面。其所获结果对中国的婚姻质量特征及现状作出如下描述和评估：

　　1.平等、互信、和谐是夫妻关系的主流；

　　2.夫妻关系满意度高于物质生活满意度；

　　3.大多数婚姻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和稳定性，但夫妻生活缺少示爱行为和浪漫情愫。

　　研究结果表明，被访夫妻相互关系属于低质量的占二成二，中等质量的占七成五，达到高标准美满境界的只占3%。说明中国夫妻婚姻的平均质量处于中等水平。

　　该研究同时对中国人婚姻生活质量的发展趋势、婚姻质量与其婚姻稳定性之间关系以及改善婚姻质量提出建议。研究者还提出将婚前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并以社会的婚姻心理咨询替代社区的婚姻调解；社会对个人私生活的控制应从行政干预为主转向以法律制约为主。

　　《中国婚姻质量研究》由研究者在上海、甘肃、广东、东北等四个调查点采取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的方法进行。四个调查点分处中国的东南西北，包括农村和城市、沿海开放发达地区和内地相对封闭落后地区，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大致代表中国婚姻质量的水平。  

    中国婚姻质量研究简介

    西方关于婚姻质量的研究已有70年的历史，而国内相关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前些年虽有学者提出中国婚姻是“高稳定、低质量”或“凑合型”的观点，但他们的假设缺乏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由于婚姻质量既是评价家庭生活质量的主要指标，也是实现婚姻稳定的前提和重要保证，加上夫妻生活是相对封闭的私人领域，婚姻感受又往往难以量化。因此，对该领域的研究既十分必要，同时也具有相当的难度和挑战性。

    本书首先说明研究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意义，并对研究方法和样本特征作了详细交代。然后在全面阐述和评价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既吸取西方度量方案的学术精华又结合中国实际，对婚姻质量的概念进行重新定义，提出婚姻质量的评估体系、解释婚姻质量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并以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获得的3200多对夫妻入户访问的实证资料加以验证。最后对中国婚姻质量的趋势作了预测，并在论证婚姻质量与婚姻稳定关系的基础上诠释了改善婚姻质量的政策性思考。主要内容如下：

    一、 关于婚姻质量的定义和度量
    针对西方经典文献中婚姻质量概念混乱、测量不一以及不符合中国夫妻关系实际的缺陷，本研究把婚姻质量的定义表述为“夫妻的感情生活、物质生活、余暇生活、性生活及其双方的凝聚力在某一时期的综合状况”。高质量的婚姻表现为当事人对配偶及其相互关系的高满意度，具有充分的感情和性的交流，夫妻冲突少凝聚力强。根据该定义所设计的“婚姻质量多维组合量表”是一个包括6个子量表30多个具体指标在内的完整框架。(1) 它把婚姻质量看成一个多面体，具有复杂、丰富的内涵，因此不是由“婚姻满意度”的单项指标简单构成，而是一个由几十个主客观指标有机合成的全面、多元的评估体系；(2) 它以当事人对婚姻感受的主观评价为主要尺度，因为夫妻生活是相对封闭的二人世界，不同个体对婚姻幸福的理解和期望往往有较大的差异，我们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个人感受和自我评价；(3) 由于仅考察当事人的主观认知具有先天缺陷，如他们在回答个人隐私时易掩饰负面感受，加上主观满意度往往与期望呈负相关，因此，把夫妻调适的客观事实和结果列入指标体系，可以对主观评价的缺陷作些补正；(4) 与西方测量方案不同的是，我们把物质、余暇生活满意度纳入考察，因为人们往往在生存、物质需求获得基本满足时，才有可能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况且中国人(尤其是农民)的物质、余暇生活长期以来处于较低水平且地区差异极大；(5) 在性生活质量指标中增设了多项具体事实和客观结果变量，也是符合国情的明智选择。

    因素分析结果表明，31个具体指标有规律地聚类复合成“夫妻关系满意度”、“物质生活满意度”、“性生活质量”、“婚姻生活情趣”、“双方内聚力”和“夫妻调适结果”6个侧面，既证实婚姻质量具有多元、丰富、复杂的内涵，也表明所设计的多维组合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二、 对中国婚姻质量的评价
    无论对整个样本的婚姻质量进行多侧面排序，还是对被访者个体的婚姻关系进行多指标分等级等，都得出同一的结论，即中国夫妻的平均婚姻质量处于中等水平。对4个调查点分别考察的结果也显示，即使是低质量婚姻比重最高的甘肃农村，处于低水平的婚姻也不到29%，与一些学者原先估计的60%～70%依然相去甚远。也就是说，“中国婚姻低质量、凑合型”的假设未在本研究中得到支持。

    由于本研究依据实际情况对调查资料进行了取低纠偏的技术性处理，即对夫妻自述不一致的样本以感受较差、打分较低的一方为依据，把夫妻看作一个共同体进行研究；同时，在对具体感受作评价时，将自述不满意或一般的均归入低质量，认为较满意或很满意的都视作中质量，而只有打最高分即非常满意的才认作高质量，这或多或少地避免了调查结果高于实际状况的偏差。因此，“中质量、高稳定”的研究结论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三、 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
    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和生活方式差异，一些在西方模型中最常用的如宗教信仰、种族、婚前同居、结婚次数等变量未纳入考察，而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并采用“多维模型”和“综合模型”相结合、分别构建城乡理论模型以及对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采取年龄和婚姻延续年数相结合的方法，使分析结果既具体、多元，富于立体感，又在整体上把握各解释变量对婚姻质量总水平所起的作用，从而更清晰、明了地揭示各影响因素与婚姻质量的关系且易于解释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证实：社会阶层较高者、婚前感情基础较好、婚后一致性又较强的夫妻婚姻质量相对较高；结婚年数与婚姻质量呈“U”字形曲线相关；固守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的夫妻婚姻质量相对较低；现代、开化的性意识和性互动模式诸如对性生活重要性的认同、在性活动中较主动(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均对婚姻质量具有正效应；夫妻无独立居室与婚姻质量呈负相关；谁承担家务较多则与婚姻质量无显著相关等等。本书以社会学视角对上述研究结果作了详尽解释。

    四、 改善中国婚姻质量的政策性思考
    本研究路径分析结果证实，婚姻质量是婚姻稳定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婚姻稳定的前提条件和基本保障，只有婚姻质量提高了，婚姻当事人的自我感觉幸福了，夫妻关系才可能稳定长久。因此，应该把婚姻质量作为衡量生命质量和稳定婚姻关系的主要指标，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增进婚姻主体的福利和满足、提高他们生命质量的人文关怀上，而不应让婚姻当事人肩负起不该由个人承载的过重的社会压力。低质量的凑合婚姻从形式上看是完整的、稳定的，但实际上却潜伏着矛盾、隐匿着危机，不稳定系数更大。本书对改善婚姻质量的建设性对策思路集中概括为： (1) 婚姻文化导向： 从重稳定转向重质量；(2) 婚姻指导导向： 从重伦理教化转向重心理疏导；(3) 社会控制导向：从重行政干预转向重法律制约。本书同时建议将婚前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并健全婚姻调解的社会咨询系统。本研究获美国福特基金资助，本书为该项目的最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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